#长阅读：论中国经济：挑战、底气与后劲（知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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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林毅夫纵论中国经济，阐述“十四五”与“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关键点 中国经济如何突破瓶颈与障碍 打通淤点堵点，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已进入第二个一百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应当在哪些方面发力？ 作者认为，未来10年，中国经济将有年均8%的增长潜力。这个判断的背后，是作者对当下中国面对的巨大挑战和机遇、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底气的认知。 中国如何继续后发优势？新工业革命中国又应当如何参与并引领？如何理解双循环和新发展格局？如何通过经济结构的转型，促进“十四五”期间各地的高质量发展？ 面对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疫情突发等一系列新形势下的新变化，林毅夫教授从中国经济自身的发展落脚，分析了中国的发展经验及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启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格局、金融如何推动增长、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方向、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合作前景等，都做了深度解读，让企业、政府、个人，能够更清晰地看到未来趋势。
编辑推荐：
1.对当前阶段中国经济关键问题的深度阐释，让企业、机构、个人看到更清晰未来；分析“十四五”与“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关键点，阐述如何突破当前发展的瓶颈与障碍，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解答众多关于中国经济的疑问：如何理解双循环和新发展格局？新冠肺炎疫情与中美摩擦双重背景下，怎么保持发展定力，应对不确定性？……
3.关于中国经济，林毅夫是不可错过的经济学家：2020年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与会9位专家之一；发展中国家担任世界银行首 席经济学家第 一人，目前为止在国外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论文最; 多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之一,2018年12月22日获评“中国改革开放海归40年40人”
作者简介：
林毅夫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
1994 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 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 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 一人。
2012 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届满，返回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
现任全国政; 协常委、国务院参事，曾任十一届人大代表，第七至第十届全国政 ;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 ;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并在国内外多个有关发展政策、农业、减贫的委员会、领导小组兼职。
著有《从西潮到东风》《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等作品，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100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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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页
论中国经济：挑战、底气与后劲林毅夫著中信出版集团
代序 经济学家别辜负中国这个研究富矿
世界经济学中心和经济学大师总是相伴相生自亚当·斯密在 1776年发表《国富论》，经济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后，到 20世纪 30年代，世界经济中心在英国，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大多出自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世界经济中心在美国，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大多出自美国。
这种经济中心和经济学大师产生地重合的原因是，任何理论都是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而且越简单越好。既然逻辑越简单越好，那么，如何决定哪个是重要的理论？提出这个理论的经济学家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其实，重要的理论是解释重要现象的理论，提出重要理论的经济学家就是重要的经济学家。那么，什么是重要的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
进入 21世纪以后，世界的经济中心往中国转移。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 2014年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且，即使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应该在 2030年左右，中国也会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到 2050年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可能会是美国的两倍。
中国成了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的经济现象必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解释这些现象的经济学家就会变成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经济学大师。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根据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不成功，成功的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前面谈到的，从亚当·斯密以来，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首先在英国，后来转移到美国，来自这些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的主流理论都是研究当时英国与二战以后的美国的经济现象，从那些现象中总结出一个具有简单的因果逻辑并且可以解释那些现象的理论。但是，任何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量是成千上万的，有它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政治制度、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等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量，在这些变量中仅有几个被保留在理论模型中，其他的就被“舍象”[ 2]而不论，成了这个理论的暗含前提。所以，任何理论都“内嵌”于产生这个理论的国家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结构当中。
拿这样的“内嵌”理论到发展中国家来运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政治文化、社会价值与发达国家不同，理论的暗含前提不存在，也就难逃“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命运。这些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不仅不适用，反而像新自由主义在苏联、东欧、拉丁美洲带来的结果那样，经常使问题更加恶化。
新结构经济学以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作为切入点，但把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性和内生性引进理论框架以后，实际上是把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暗含前提的“二维”经济学发展成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不同结构的“三维”经济学，是在推动一场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现在的任何主流理论，包括货币理论、财政理论、金融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区域理论、劳动力市场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创新理论等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都需要重新思考，都有理论创新的机会。
第一章 中国成就来自何处
经济基础是衡量国家实力的重要指标。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在 19世纪 20年代，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但是，在那之后急遽下降。在 1949年成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时，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只剩 4. 2%。到 1978年，当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其经济规模只回升到 4. 9%。
到 2016年为止，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从占世界 GDP的 4. 9%恢复到 18. 6%。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在这里，我想分析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起源于中国？这是中国在与西方竞争中败北的起点。第二，为什么中国在 1978年之后能如此蓬勃地发展？第三，为何中国在 1978年之前不能有同等程度的经济表现？第四，在这段时间，其他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尝试从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它们的经济却出现了崩溃、停滞、危机不断，中国则保持了稳定和强劲的增长。
为什么同样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同国家的经济表现会有如此大的差异？第五，就像每枚硬币都有两面，每件事情也都有两面性。中国为快速的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是什么？第六，中国在未来是否还有可能维持快速增长，实现中国知识分子和李约瑟共同关心的中国的复兴？
最后这个问题对世界经济也至关重要，在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三分之一。目前世界经济尚未从 2008年的危机中完全恢复，如果中国经济能保持有力的增长，这对世界来说是件好事。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放慢，世界经济将会失去增长的动力引擎，这将不仅仅对中国，对全世界来说，也都是个挑战。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我们先要了解“工业革命”的
对很多人来说，工业革命意味着蒸汽机的应用、纺织工业的机械化与钢铁使用的普遍化。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定义。因为如果一个经济体只有这三样创新，它只会经历一次大幅度的生产率提高，却不会有持续的经济发展。
这种加速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因为那三样新技术的运用，而是因为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带来的经济增长一日千里。为什么突然之间，科技创新率提高，产业升级速度加快？我认为，技术创新的速度和产业升级速度的提高才是工业革命的本质和更重要的内涵。
为什么西方的经济增长突然加速了？我认为是技术创新范式的改变。工业革命之前，所有社会或文明中的技术创新来自农民或手工艺者的经验。自 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之后，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实验室里的研究和实验。 19世纪之后，技术创新来自实验，更来自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验。这种范式的转变对中国及世界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不仅仅是中国，古埃及和古印度等古文明国家都出现在大河流域土壤肥沃的地区。我想这是中国在过去能如此先进的原因。但是，当技术创新普遍采用实验的方法得到后，庞大人口失去其优势。因为在实验室里，一个科学家能在一年中做成百上千次试验，而这原本可能需要农民或手工艺者穷其一生去完成。
但是，技术创新革命是另一场革命的结果： 15— 16世纪的科学革命。科学革命使人能通过实验获得知识。当通过实验来发明新技术时，过一段时间很有可能会遇到瓶颈。科学革命的一项贡献是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来获取更多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帮助人们克服在技术创新上的瓶颈，使新技术的发明可以再度源源不断地涌现。
如果想回答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起源于中国这个问题，首先应该解答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发生于中国。
科学革命的精髓是通过运用数学模型来归纳宇宙与自然运行的规律，并且运用可控实验来验证数学模型中产生的假说。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现这种理解世界运行的新方式？发生科学革命首先必须有对自然现象充满好奇心和很有悟性的人。
对自然现象充满好奇心与悟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应该会有更多具有这种天赋的人。那为什么这些天之骄子没有找到这种更好的研究自然现象的新方式？
我的解释指向了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中国有其独特的科举制度让平民百姓可以通过科举晋升为统治阶级。在传统社会中，成为官员是光宗耀祖且收益最高的工作。所以，考取功名、成为官员对大众来说极具吸引力。宋朝以后，科举制度要求考生熟记儒家的四书五经，这就导致有才华的年轻人都投身于儒家经典的学习以准备科举考试。他们没有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的动力。因此，中国缺乏拥有这两样人力资本同时又充满好奇心的人才，科学革命也就未能应运而生。
与中国相比，西方不实行科举制度，不存在抑制杰出人才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的社会原因。对自然现象好奇的天才通过数学和可控实验来满足自己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从而催生了科学革命。没有本土的科学革命，就不会有本土的工业革命。
有关中西经济社会的比较，我最喜欢的一句引语来自奇坡拉（ Cipolla）先生的《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社会与经济（ 1000— 1700）》（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1000- 1700）。书的最后一句话讲道：在公元 1000年到 1700年，西方世界基本是农业社会且处于黑暗时代。与同时期的中国相比，西方更为贫穷与落后。
但是，在 18世纪之后，一切都被逆转。随着西方国家在经济、军事、政治力量上的迅速崛起，中国就像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被英国及其他西方势力打败，并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是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带来的后果。
为什么中国在 1978年之后蓬勃发展如何复兴中国？这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孜孜以求的一个问题。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尝试各种方法包括洋务运动引进技术来增强军事实力，通过革命推翻帝制，开启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建国。但是，直到 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为什么从 1978年起，中国能如此迅速地发展？在改革开放后的连续 38年间，中国保持 9. 6%的年均 GDP增长率，贸易增长率更是达到 14. 8%。这么高的速度、这么长持续时间的增长，堪称人类经济史上未曾有过的奇迹。由于高速的增长， 2009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0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家，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在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成为世界工厂。随后轮到美国、德国和日本，现在中国获得了这个称号。 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2014年，以购买力平价为衡量标准，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为什么过去的 40年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李约瑟现在重新思考中国未来前景的相关问题，可能会有新的“李约瑟之谜”。
为何 1978年之后中国能快速发展？我的答案非常简单。中国在 1978年之后如此迅速的发展得益于后来者优势。经济发展意味着人均 GDP与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有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
如何做到这一点？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说，需要现有产业内不断的技术创新，以及新的更高附加值的产业不断涌现，将劳动力和各种资源从附加值低的产业重新配置到附加值高的产业。只有在工业革命之后，快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成为可能。
至于先进的高收入国家，自从工业革命之后，它们的技术与产业已经位于世界前沿。技术创新对发达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技术发明。产业升级意味着什么？同样也是发明新产业。发明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并面临极大风险。实证经验表明， 19世纪中叶之后，包括英国、西欧国家、北美国家在内的高收入国家的年平均 GDP增长率约为 3%。对想要提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需要提升劳动生产率。
发展中国家既可以发明新产业、新技术，也可以从高收入国家借鉴比自己现在用的技术好的成熟技术，进入比自己现在的产业附加值高的成熟产业。这种技术和产业借鉴大大降低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与风险。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它们会比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共有 13个经济体懂得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与产业差距给予的后来者优势，实现了年均增速 7%或更高、持续 25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
中国在 1978年之后，成为这 13个经济体中的一员。
发展中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意味着技术和产业的差距。如果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能够充分利用这个差距给予的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的后来者优势，就能迅速发展。
在 1978年之前，后来者优势已经存在百年之久。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这种差距就一直存在并逐渐增大。在 18世纪初，中国的 GDP仍占世界 GDP总量的三分之一。而到 1949年，这个比例跌至 4. 2%，意味着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增大，到 1978年时也只有 4. 9%。后来者优势应该一直存在，但为什么中国在 1978年之前没能从中获利？我的答案也很简单，那是因为中国主动放弃了这种优势。
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取得政治独立。当时的民族抱负是尽快追赶发达国家。中国政府当时的策略是“超英赶美”。这种发展导向意味着中国想要立即建设英国、美国当时拥有的那种先进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但是，这些先进的产业都有专利保护，想要引进必须得付出高额的专利费。实际上，因为那些产业与国防安全有关，即使想支付专利费，发达国家也不会给。所以中国想要发展这样的产业，就必须自己发明，因而放弃了后来者优势。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贫穷的、资本极端短缺的农业国家，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没有比较优势。资本密集型产业最重要的成本是资本，在资本短缺的中国，投资成本会比资本丰富的发达国家高出很多，这些产业内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无法靠市场的力量自发发展起来，政府需要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并且靠对市场的干预和扭曲给予各种保护补贴才能把这样的产业建立起来。然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扭曲必然导致各种资源的错误配置，所以，即使这种
发展方式让中国能够在 20世纪 60年代试爆原子弹、 70年代发射人造卫星，中国整体的发展效率依然很低。 1949年到 1978年，中国经济占世界总量的百分比仅仅从 4. 2%增长到 4. 9%。
为何其他转型中国家出现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都遵循了斯大林主义资本密集型发展模式。非社会主义阵营，比如拉美、南亚和非洲国家也都在它们的第一代政治领导人的带领下，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也都有着将本国塑造为现代化、工业化高收入国家的梦想。所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论什么社会性质的国家，都采用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的方式，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它们同样没能利用后来者优势，也因为低效的政府干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
在八九十年代，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但是，它们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盛行的英国撒切尔主义、美国里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那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表现差的原因是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它们没有高收入国家所具备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受保护的产权。所以，为建设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提升经济表现，当时提出的建议是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同时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财政稳定化来取消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扭曲，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很多国家遵循这种转型策略，但造成的结果却是经济发展的崩溃、停滞和频繁的危机。
发展中国家在八九十年代的经济表现比六七十年代更为糟糕，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更低，危机的发生频率也变得更高。所以，一些经济学家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二十年”。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结果？因为新自由主义没有认识到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扭曲是为了保护资本密集型产业内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如果把所有的保护补贴取消，这些企业无法存活，只能破产。如果政府听任企业破产，就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和不稳定的社会与政治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发展经济？而且，有些资本密集型的先进产业与军事和国防息息相关，即使在企业私有化以后，为了国防安全，例如当今的俄罗斯，政府也不会允许此类企业破产。
所以，私有化之后，政府会继续保护补贴这些企业。当这些企业归国家所有时，企业管理人是政府雇员，他们会对政府说：“没有保护补贴，我们活不了。”有了政府的保护补贴之后，如果把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那就成了贪污犯罪，顶多只能小打小闹偷偷摸摸做。在企业私有化之后，他们会更有动机向政府要保护补贴，他们从政府那里拿的补贴越多，把钱放进自己的口袋就越成了合法的、天经地义的事。为了获得补贴，他们会游说政府官员：“你们给我的补贴，并不是你们自己的钱，这是国家的钱，为何不多给我一些，我们二一添作五，我在瑞士给你设个账户，把钱分给你？”这就是发生在俄罗斯和很多东欧国家的情况，寻租腐败的现象比转型前严重，生产效率比转型前低。新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带来的结果却是经济的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那么，中国是如何在转型期维持了稳定并取得了快速增长？中国采用了不同的转型策略：双轨制渐进式转型。中国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给传统的资本密集型重点工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转型期保护补贴，并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
起初，中国的基础建设十分落后，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在国际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具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十分重要。可是，要同时在全国把基础设施建设好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设立经济特区、工业园区，在这些区域内把基础设施建设好。一开始，中国存在大量的扭曲，营商环境十分糟糕，政府就在经济特区、工业园区里推行一站式服务。
如果看世界银行的营商指标，中国营商环境在世界上的排名靠后，但是，对在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内投资、经营的企业而言，中国的营商环境则在世界排名中位于前列。在这种渐进的双轨制改革下，中国维持了稳定，并有效利用了后来者优势，取得了强劲的经济发展。这就是不同的转型策略带来的不同转型表现。
现在我想说的是，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上的主流观点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就必须采用“休克疗法”，并且认为双轨制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事后看来，原来被认为最好的方式成为最差的方式，最差的方式却成为最佳的方式。
中国实行双轨制渐进式转型的代价就是贪污腐败与收入不平等。由于传统的资本密集型企业需要政府保护补贴，这种保护补贴产生了经济租金，导致了寻租腐败，也导致穷人补贴富人。
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决定意味着，中国到了取消所有扭曲的时候。只要中国能做到这点，就能以釜底抽薪的方式铲除贪污腐败和收入不平等的根源，并最终建立起运作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
究竟是什么驱动了过去 40年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对此有如下解释：中国人民为自身生活的改善而进行的不懈努力，企业家为赢利、展现企业家精神抓住各种获利的机遇，以及中国各级政府官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其任期内为繁荣做出的努力，无疑都是动力。不过，这些动力在 1978年之前也有，并且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
经济发展无疑意味着收入的持续增长。为了实现这一点，则需要持续的结构变迁，包括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技术和产业不断创新和升级，以及降低交易费用的软硬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生产力和收入水平才会不断提高，生活才能不断改善。
改革开放 40年以来，我国贸易增长也非常迅速。统计显示，过去 39年间，我国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高达 14. 5%。 1978年，我国贸易总额占 GDP的比重仅为 9. 7%，现在已超过 30%。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通常可以用贸易占 GDP的比重来衡量，经济学上称为“贸易依存度”。从贸易依存度看，在人口超过 1亿的大国中，我国的贸易依存度最高。
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条件下， 2009年我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0年，我国出口数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而且出口的产品有很大变化。
1978年，我国 75%以上的出口产品都是农产品或农产品加工品。现在 97%以上的出口产品都是工业制造品，所以中国在国际上被称为世界工厂，是世界制造业的基地。 2013年，我国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2014年我国 GDP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2017年，我国人均 GDP已达 8800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一般认为，在 2025年之前，我国就能跨过人均 GDP12700美元这个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
从统计数字看，二战后至今，全球 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仅有 2个经济体成功地从低收入迈入高收入阶段，一个是我国的台湾，另一个是韩国。到 2025年之前，我国很可能成为第三个。目前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比重的 15%，如中国变成高收入经济体，这一比重将从 15%增加至 34%。
第二章 中国发展的启示
在过渡的早期阶段，中国的重型设备制造和炼钢等资本密集型行业内存在大量无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在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如果没有保护和补贴，这些行业是不可能存活的。因此，中国政府对这些企业给予补贴，但却开放了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中国在这个领域内享有比较优势。这种双轨制使中国保持稳定，实现了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开放也采取了类似策略。中国在以国有企业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中限制外资流入。另一方面，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双轨过渡是有代价的。市场干预和扭曲导致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加剧。随着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也随之恶化。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习近平在 2012年至 2017年担任国家领导人的第一个五年任期内，发起了全面反腐，提议通过消除双轨制改革的扭曲，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倡导严格的环保规定，在高速增长与“绿色”增长之间实现平衡。
2017年，中国人均 GDP已经达到 8800美元，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美国人均 GDP是 6万美元，德国是 4. 4万美元，日本是 3. 4万美元，韩国是 3万美元。
当前，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产业和技术水平依然存在一定差距，还有后来者优势。但作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大国，我国有些产业已经走到世界前沿，如家电、高铁、发电设备，此类产业的发展只能依赖自主创新。还有一些新兴产业，如互联网、移动通信等，研发周期短，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作为拥有近 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在人力资源方面具有优势，在此类新兴产业方面具有弯道超车、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机会。
应协调体制差异释放粤港澳湾区活力
广东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最快的省份。改革开放初期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就是广东最早创造出来的经验。随着劳动力价格上升、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广东也最早提出要腾笼换鸟。在此过程中，广东较好地发挥了市场的作用，调动了企业家的积极性，同时，也较好地发挥了政府的作用，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解决了企业家解决不了的问题。
粤港澳湾区是全国收入水平、发展阶段最高的地区，经济总量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地区之一。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相比，粤港澳湾区的内部差异最大，既有全世界的金融中心，也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这种内部差异性显示出经济的互补性。只要充分利用其差异性和互补性，它也将成为一个最有活力的湾区。
当前，湾区发展最大的障碍是，各种制度安排的差异性大，比如，深圳是经济特区，香港、澳门又是两个特别行政区。我们需要探讨如何协调体制的差异性，从而保留原有体制的优势，克服体制存在的短板，让湾区内部经济体发挥合力。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如同水，没有水，植物就不能生长。但也必须了解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必须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这就是我们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入三大攻坚战的原因。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有危机，而是要及早化解金融体系中的高杠杆等问题。
第三章 中国要有自己的经济理论
新时代的内涵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新时代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中国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矛盾；第二，中国从过去的站起来、富起来进入现在强起来的时代，并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从新的“五大发展理念”来分析在十九大以后中国的发展。首先，发展要以人为本，最主要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如何才能够满足这个需要？总体来讲，要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则必须克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克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主要举措。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五个方面：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主要解决不平衡的问题，产能不平衡表现在各产业的供给能力跟需求水平之间的不平衡，必须根据需求的水平来调整供给侧的生产能力，这是去产能方面。
去库存方面，主要表现在生产出来的产品跟市场的需求之间不平衡，产品生产过多，市场需求不足，就产生了库存，会造成浪费，所以要去库存。去杠杆主要表现在金融跟实体经济之间的不平衡，造成了杠杆率太高，积累了金融风险，所以要去杠杆。
降成本主要是企业经营跟行政管理之间的不平衡，造成了企业的经营费用太高，所以要降低行政管理造成的高成本。补短板，要解决的则是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把短板补齐，以满足需求并提高生产力水平。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解决不平衡问题的主要方式是进行深化改革，补短板则需要进一步发展。
发展的过程应该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讲的五大发展理念，即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来推进。
这五个方面，又可分成手段跟目标。从手段来讲是创新，以提高生产力水平。从目标来讲，创新之后要生产，供给和需求之间要协调，以避免过高的产能和库存，同时，必须符合绿色标准才能够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也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和两种资源在开放经济下来实现，最后，发展的成果需要让所有的国民共享。
新结构经济学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的中国的产业分成五种
第一种为追赶型产业，不仅中国自己有，比中国发达的国家也有，比如装备制造业。
中国是世界装备制造业大国，德国也是世界装备制造业大国。同样功能的装备，中国制造的价值 100万美元，但由德国来生产的话，可能达 500万美元。所以，中国还处于追赶阶段。
第二种为领先型产业，是指中国在该产业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包括家电产业（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及高铁等。中国已经处于世界最先进的水平。
第三种为转进型产业，是指过去中国领先，但由于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而领先地位不复存在的产业。
第四种是弯道超车型产业。这类产业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主要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周期短。中国作为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人力资本目前跟发达国家比差距并不大。
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在于金融、物质资本的积累，发达国家已经进行了两三百年，中国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快速积累，存在差距。如果一个产业新产品、新技术的发明创造主要是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从要素禀赋的结构来看的话，中国跟发达国家并没有明显的比较劣势。
对这类短周期、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金融投入相对少的产业来说，中国可以跟发达国家直接竞争，进行弯道超车，而且中国在这方面还有相当大的优势。
最后一个类型是国防安全和战略型新兴产业，这类产业的创新方式跟弯道超车型产业的方式正好相反，它虽然也需要高的人力资本，但研发周期特别长，需要 10年甚至 20年，也需要大量的金融跟物质资本投入。如果单纯从当前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看，中国在这方面还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是有些国防安全产品无法从国外购入，没有它就没有国防安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要支持它的发展。
对于有些战略型新兴产业，虽然不见得跟国防安全有关，研发的时间也相当长，金融物质资本的投入也相当多，照理说中国还不具备比较优势，但是如果一个新的产业方向已经非常明确，中国因不具备比较优势而放弃这方面的研发，会导致战略制高点被发达国家占领，中国未来想进入这个产业，很多技术都无法引进或需要很高的成本来引进。所以，这些产业即使现在不具有比较优势，从长期来看，现在不投入，未来再进入的成本跟风险也会太大。
把中国现有的产业分成这五类，创新的方式各有特色。追赶型的创新主要是以引进、消化、吸收为主。
领先型、弯道超车型跟国防安全及战略新兴产业的创新主要靠自主研发。
转进型产业的创新方式，可以是进入附加价值高的微笑曲线两端，
包括经营品牌、产品设计、营销渠道管理等，需要产品研发或管理方式的创新；也可以是把失掉比较优势的生产部分转移到国内或者海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去，这则需要根据产地的情况进行管理创新。不同的产业应该用不同的创新方式，
这样才能够得到最高的效率。
在创新的过程当中，还要考虑到一些新的平台技术，例如智能的生产方式以及互联网提供的机会，绿色的技术必须贯穿整个过程。这样才能实现五大发展理念所要求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目标。
创新需要资本的投入，因此创新需与金融结合。追赶型产业的创新方式是以引进为主，它所需要的金融支持以银行贷款或者发债方式为主，银行还分大小银行，取决于产业里企业规模和资金需求的大小。
对必须以自主研发为主要创新方式的领先型、弯道超车型产业创新来说，资金的来源也不一样。领先型产业里的企业通常相当成熟，资金需求主要靠股票市场的融资方式。对转进型企业来说，开发新产品或者渠道管理、质量管理，资金需求主要是以银行支持为主。弯道超车型产业需要自主创新，此类产业会更多依靠天使资本、风险资本等能够分散风险的金融方式。
第四章 如何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
书签 - 第 69 页
但是，什么因素决定一个国家以劳动力密集的产业或以资本密集的产业为其主要产业？是新结构经济学所主张的要素禀赋结构。同时，资本密集度不同的产业，其规模经济、分工程度和风险特性不一样，和其相适应的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也如前面所述会有差异。因此，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只有上层建筑的制度安排满足经济基础的需要，交易费用才会低，产业和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才能得到最大的释放，所以，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除了要素禀赋，一个经济体还有很多种不同的禀赋。因为禀赋的定义是，一个当前给定的、对决策者的决策有影响的变量。按这样的定义，一个经济体的劳动者在目前的生产、生活、社会互动中会形成一定的技术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一个经济体所拥有的基础设施和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经济、政治组织、文化、风俗等，以及其地理位置、气候等也都是禀赋。
所以，看问题的时候，要避免从现有的理论来看世界，包括自己过去提出的理论。一定要用“常无”的心态直面现象，从真实世界的现象去探索背后的逻辑，不然很容易“对号入座”。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的现象，但是，任何现象的产生必然有其道理，把这个道理揭示出来就是一个新的重要的理论。
首先，从分析中国的经济现象而言，最重要的是必须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各种结构和发达国家有内生性的差异，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也存在各种内生性的扭曲。了解了这两点，就不会简单地以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及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暗含前提的理论作为参照系，
来分析中国的问题，上述两点正好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精髓所在。所以，挖金矿就要先熟悉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新结构经济学导论》，这本书全面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框架，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框架，才能分清何者是“金”，何者是“煤”，不会看到金子却不认识，而把煤当作宝贝；其次要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探索深挖结构的内生性和扭曲的内生性在这个领域的意义和影响，并用中国和跨国的经验数据来检验由此得出的认识。
第六章 金融如何推动经济发展
如前所述， 2018年我国的人均 GDP虽然达到 9750美元，但是依然只有美国的 15%，因此尽管存在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结构矛盾，但是发展阶段尚未迈入需要美国那样的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结构阶段，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结构更适合于我国。例如，美国的存量社会融资规模结构中直接融资占比在 2017年超过 80%，而中国正好相反，间接融资超过 80%。
尽管中国的间接融资比重过高，但不可能以美国的水平为参照。纵使如此，我国现阶段间接融资内部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金融体制完全是中央计划体制，改革开放之后的金融结构也由几家大型国有银行主导。经过过去几十年的改革，我国银行业结构也出现了巨大的转型，间接融资结构变得多元。例如，大型商业银行的总资产比重从 2005年的 53. 52%下降到 2017年的 36. 29%，农村金融机构与城商行的总资产比重从 2005年的 17. 74%上升到 2017年的 35. 46%。
但是，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以及服务于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相关的金融产品依然滞后。例如，截至 2017年末，中小微企业的数量占全部企业数目的 90%，贡献了 50%的税收、 60%的 GDP、 70%的专利、 80%的就业，然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仅占据了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 25%左右。
从本质上讲，这其实就是小微企业与银行业组成之间的结构矛盾。
此外，如前所述，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产业结构越来越多元，创新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元，投资需求和风险类型也随之多元化。对应地，金融产品也需要随之多元化，然而现阶段的金融体系提供的金融产品还相对滞后，存在产业升级与金融产品之间的结构矛盾。从本质上讲，这其实就是利率市场化与风险定价之间的矛盾。
因此，要支持中小银行转型，鼓励金融产品创新，化解我国间接融资内部结构性矛盾。
除了在第一层次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存在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最优融资结构之外，间接融资内部也存在对应的最优银行业结构。相对于规模较小的银行，大银行在甄别软信息（例如企业家经营能力）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大银行为了防范企业家风险，需要严格要求企业的抵押品数量并施行严格的违约清算。大银行的这种融资特性决定了其难以为中小企业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但却能帮助大企业有效地节约信息成本、减少利息支出，大银行的融资特性与大企业的企业特性相互匹配。要从
根本上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关键在于改善银行业结构，满足中小企业对中小银行的金融需求，发挥中小银行善于甄别企业家经营能力的比较优势，而不是通过行政干预要求大银行服务于中小企业。[ 8]这便是新结构金融学关于最优银行业结构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从供给侧调整优化银行业结构，鼓励中小银行发展，满足中小企业的生产创新融资需求，降低大银行的政策性与行政干预负担。不同类型的银行各司其职，协同共促。这基本上符合目前中国的情况，发展中小银行有利于中国制造业产业的增长。[ 9]
因此，虽然可以通过政策干预或科技金融增加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但结构性问题是根本。例如，一项新结构金融学的实证研究利用全国县级层面 2006— 2011年的数据发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贷款每增加 1元，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会增加 0. 0568元，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和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每增加 1元，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分别会增加 0. 1元、 0. 199元和 0. 248元。[
高质量发展与金融产品之间的结构矛盾（利率市场化矛盾）
现阶段在经济结构快速转型升级过程中，我国中小微企业面临的金融问题可能比过去更加复杂。过去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加速转型升级，企业规模和风险也在随之增长。过去支持此类产业发展的大中型银行与地区中小银行等组成的间接融资金融体系是最优的，但现阶段却难以满足转型融资的需求，需要在规模和业务上进行转型，在加强监管的条件下推进金融创新，以满足更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一项新结构金融学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处于转型升级阶段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呈现出与常规经营阶段显著不同的特征。
不同的转型升级路径对融资的额度、期限、条件等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如果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转型面临的风险越大，那么转型融资的风险也相应越高。因此，相比中小企业常态融资需求“短、小、频、急”的典型特点，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融资需求具有“长、大、稳、综”的新特征。[
因此，转型融资需求与银行业组成，特别是地区中小银行的间接融资方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显然，中小银行的短期贷款只能满足中小企业的常规融资需求，无法满足更大规模和更高风险的转型融资需求。中小银行的股权及其他投资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种转型融资，但这种资金的股权式运用与通过银行同业拆借和存款等资金的债务式来源相互矛盾，会加剧中小型银行的信用风险。
所以，中小企业的常规融资需求与转型融资需求有所不同，传统的中小银行的贷款方式难以满足此种需求，需要创新金融产品。事实上，上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融资涉及前述五类产业中的转进型产业，除此之外，人力资本密集、轻资产、短周期的弯道超车型产业也面临类似的金融结构矛盾。
直接融资内部的结构矛盾
虽然现阶段适合我国的最优金融结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依然会侧重于间接融资，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重要的趋势，直接融资内部的结构矛盾也需要重视。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是直接融资的两种重要形式，但前者本质上是债务式融资，后者本质上是股权式融资。
高质量发展与债权融资之间的结构矛盾
作为直接融资的债券融资内部也存在结构，例如企业债券和政府债券（国债和地方政府债）之间的比例关系。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政府需要协调或者直接提供软硬基础设施来克服产业结构升级的瓶颈。因此，政府需要为软硬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除了财政和信贷渠道，发行政府债券融资是重要的融资方式。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债券融资结构中的政府债比重应该逐步下降，企业债比重应该逐步上升。然而，过去十几年我国新发债券规模类型的构成比例中，虽然国债的比重下降较快，但是地方债比重却上升得很快，企业债占比很小并且有萎缩之势。例如， 2018年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分别占新发债券规模的 37. 7%和 42. 8%，以非金融企业为主体的债务融资规模仅占了不到 20%。
此外，基础设施项目除外部性特征之外，还具有规模大、周期长、资本密集和沉没成本高的特点，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建成并产生收益，是典型的“耐心资本”。[ 13]因此，这与目前的政府债务可能存在期限错配的结构性矛盾。例如，一项实证研究基于 2009— 2015年间 886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面板数据，发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新增投资显著依赖于短期借款，期限错配现象明显。[ 14]可以考虑开发性金融在提供中长期贷款中的作用来化解基础设施融资的期限错配问题。开发性金融以政府信用为依托，以市场化运作为手段，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通常融资期限比较长。以开发性金融支持具有正外部性的政府投资项目，可降低政府债务带来的风险。高质量发展与股权融资之间的结构矛盾以股票市场、风险投资等为代表
对比近 20年来美国纽约股市与中国沪深股市市值结构的行业分布（数据来自 Bloomberg），可以看到中国的情况是金融、工业和原材料行业上市公司市值占比偏高，分别高出美国纽约股市的 10. 8个百分点、 9. 2个百分点、 6. 2个百分点，而美国纽约股市的通信服务、信息技术两大行业市值占比偏高，分别高出中国沪深股市的 9个百分点和 4. 6个百分点。
虽然中国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相对于美国而言更远离世界前沿，但是就股市所应服务的新兴产业和新技术目标而言，目前中国股市服务了相对成熟的传统产业。
换言之，中国股市实际发挥的功能与银行并无二致。这可能与中国的证券行业监管部门制定了对拟上市企业较为严格的盈利要求有关，新兴产业和新技术项目往往难以满足上市门槛，也可能与中国缺乏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有关。
新工业革命现在已经开始了，2049年一定是新工业盛行的时代。在这3.5亿人所在的地区，新工业需要跟美国并驾齐驱。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定位已经从改革开放以后的合作伙伴转变为竞争对手。从美国在19世纪末发展成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体以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对GDP规模达到美国60%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行打压，以防这些国家威胁到美国作为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
近期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当时日本的经济规模为美国的60%以上，人均GDP超过美国，在新兴的半导体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美国就利用其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霸权把日本的半导体产业打压下去，日本现在的人均GDP降为美国的63%，GDP只剩美国的24%。
《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中国产业升级》一书里提到，我国现在的前五大创新城市是深圳、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其人均GDP已经达到美国的72.9%，和1870年美国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时美国人均GDP占英国人均GDP的比重处于大致相同的水平。
而且这五大城市的人口加起来达到8400万，略高于德国现在的人口8200万。另外，我国人均GDP最高的七个省市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总人口是3.5亿，略大于美国现在3.3亿的总人口。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这七个省市的人均GDP已经达到美国的54.5%，和德国开始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德国的人均GDP占英国人均GDP的比重也处于大致相同的水平。所以，我同意这本书的判断：从人均GDP所代表的产业、技术水平等物质条件来看，我国已经有能力来引领这一次新的工业革命。
引领新工业革命，我国不仅有物质条件，而且有比较优势，并且，比现在作为最大最强经济体的美国更有比较优势。
第一个原因，如前所述，按照G20杭州峰会上的定义，新工业革命是以人、机器、资源间实现智能互联为特征。这种智能互联的新工业革命产业是新结构经济学五大产业划分里的“弯道超车型”产业。
这种产业有一个特性，它的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周期特别短，由于研发周期短，人力资本就成了创新的最关键投入要素。人力资本由两部分组成：后天的教育和与生俱来的天分。从教育水平来讲，我们现在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到研究生的教育和发达国家比已经没有多少差距。在技术创新上，比教育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天分，天分在人口中是服从正态分布的，从比例来讲，其中有一小部分的人是天才，这个比例在任何国家都一样，但是，对创新的成功与否来说，关键不是天才占人口的比例，而是天才的绝对人数。我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所以，我国天才的人数是美国的4倍，在以人力资本为主要投入的短周期技术研发上，我国比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有优势。 第二个原因，这种智能互联的新技术研发出来后在运用上需要技术标准，技术标准设定权的大小取决于新技术研发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大小，当两个国家在竞争一项新技术时，研发出来后国内人口越多、市场规模越大，由于规模经济的原
因，按这个技术标准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成本就越低，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就越强，越有可能变成全世界的标准。我国有14亿人口，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在2014年就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在和发达国家竞争新技术标准设定时，我国的人口和市场规模让我国具有比较优势。
第三个原因，若这种新工业需要硬件，我国是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新技术从想法到产品生产所需的时间会最短，成本会最低。
政策建议 怎么把可能性变成现实呢？赵昌文和许召元的书里建议三点：要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要着力营造审慎包容的监管环境；要维持企业纵向流动性。这三点属于现代经济学里强调的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对这三点建议，我完全赞成，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都必须要用，我从有为政府的角度再做两点补充。
一是要理直气壮地利用产业政策来支持新工业革命。在当前新工业革命已现端倪的形势下，德国推出了“工业4.0”，美国推出了“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战略”的产业政策。我国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理直气壮地采用产业政策，发挥我国在新工业革命上的比较优势来引领新工业革命。
二是我们要继续扩大开放。 开放对新工业革命非常重要。首先，这是因为新工业的规模经济很大，国内市场即使是最大的单一市场，其规模也不能和全世界的市场比。
其次，我国需要引领新工业革命来打破美国的封锁，但是，也不可能每项技术都靠自己来发明。我国还是必须和过去一样，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包括技术资源。
经济增长靠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一种方式是靠技术的创新，每个劳动力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另一种方式是靠产业升级，用新的附加值高的产业取代附加值低的产业。这一机制同时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中美这种摩擦可能需要等到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时才会停止。这是因为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意味着中国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倍。并且，中国国内有地区差异，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总人口规模和美国相当的发达省份的人均GDP将会与美国相当，其产业技术将达到与美国相同的水平，美国用来卡住中国发展的技术优势将消失；另外，中国中西部的10亿人口的人均GDP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一，经济规模也与美国一样大，但还有后来者优势，发展速度会更快。
届时美国将无能也无法改变中国超过美国的事实，美国为了自己的发展也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中美之间应该也就会和平相处，携手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在2030年前利用8%的增长潜力保持5%~6%的增长，2030年到2040年利用6%的增长潜力实现4%~5%的增长，2040年到2050年利用5%的增长潜力实现3%~4%的增长。
我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国内地区的发展差距相当大。有14个人均GDP已经超过2万美元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厦门、珠海、南京、武汉、宁波、无锡、常州、鄂尔多斯，总人口达1.5亿，同时也有甘肃、山西、云南等人均GDP还在7000美元以下的地区，还有6亿人口每个月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币左右。
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因势利导”，二是“反弹琵琶”。
因势利导主要针对的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包括追赶型、领先型和弯道超车型。
如果是追赶型，当地的产业是在低水平的产品和质量上有比较优势，但是跟发达国家比，技术还相对落后。怎样来缩小技术差距？一是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二是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在引进技术的时候，有的是买更好、更新的设备，有的是购买专利，有的是到国外去设立研发中心，雇用当地高水平的人才，或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来掌握这个技术。
领先型的产业必须不断研发新产品、新技术以在国内、国际市场维持领先地位。在基础科研和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中，企业对开发有很大的积极性，因为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出来以后，可以获得专利，可以获得国内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利润，成功以后回报非常高。但是在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上面要取得成功，必须有基础科研的突破。否则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合力通过设立国家实验室，省、地级的实验室，建立产学研合作，支持领先型产业新技术、新产品开发所需的基础科研，帮助企业突破基础科研上面的瓶颈。
转进型产业过去有比较优势，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很大，但是一般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已经逐渐失掉比较优势了。各个地方的“一县一品”“一市一品”大多是这样的产业。这类产业有一部分可以通过“机器换人”来提高生产力水平，但由于附加价值的瓶颈限制，这方面的空间有一定的限度，有些有能力的企业可以通过品牌建设，产品设计、市场销售渠道进入附加价值比较高的生产活动。其中的生产加工部分如果“机器换人”成本还太高，则需要转移到工资水平比较低的中西部省份或是海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去创造第二春。
对进入微笑曲线两端所需要的人才，如设计人才，地方政府可以设立职业培训学校帮这些企业培养，如果转型为面向全国全世界市场渠道中心，地方政府可以为其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对于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创造第二春的企业，当地政府可以组织企业抱团和承接地的政府对接，在承接地筑巢引凤，让转移过去的企业能够很快焕发出新的青春。
对于弯道超车型产业，新工业革命的智能制造、智能联通的软件和硬件产业以人力资本为最主要的投入。怎样把有天分的人集中起来发展这种新的产业？如果当地已经有很好的大学，会有很多人才；如果大学较少，比如像深圳，可以创造有利的环境把企业和人才招引进来。中国有些省份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像设立梦想小镇，能够把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集中在那个地方进行头脑风暴，开发新产品、新概念、新技术、新业态。新一代产品开发出来要大规模生产，或开发出新的
生产、营业模式的时候，也需要资本投入，这就需要风险资本的投入，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引导基金，支持创新型企业和吸引风险资本来投资。对于关系到国防和经济安全的战略型产业，因为违反比较优势，在市场中没有办法实现盈利要求，总的来说需要有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三线建设就属于这种方式。
由于中美关系从合作伙伴变成竞争对手，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对我国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在“十四五”期间，战略型产业会有长足的发展。这些项目总要落地，各个地方可以配合中央的政策，让这个产业落地生根，并为“反弹琵琶”创造条件。通常战略型产业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非常密集，超过一个地方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地方政府很难以自己的力量来支持这种产业的进一步升级和发展，不过地方政府可以利用这种产业带来的技术力量和相关产业链“反弹琵琶”，结合当地的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的禀赋条件，发展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
在改革开放以后，这样的成功例子不少，例如四川绵阳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城市，能够生产资本、技术非常密集的飞机发动机、雷达等国防军工最前沿的产品。改革开放以后，绵阳的长虹电气就是利用原来生产雷达的工程技术力量，结合当地劳动力，生产资本和技术较雷达低的家用彩色电视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国内最有名的彩电品牌。
重庆也是一个重工业基地，能够生产坦克，20世纪90年代利用其技术和产业配套的优势发展成为全国最大、最有竞争力的摩托车生产基地。
在“十四五”期间，各个地方除了按照当地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因势利导”产业升级之外，如果有战略型产业也可以“反弹琵琶”，下一个资本和技术台阶，根据当地的要素禀赋，进行军民结合，发展符合比较优势，有大的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的新的民用产业。
“十四五”期间，新工业革命的相关产业在我国将会大有发展，这些产业有相当多属于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产品技术研发周期短的弯道超车型智能技术产业，有条件的地方要抓住这个机遇。同时非常重要的是，要用这种新的智能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提高生产效率，以及使用新的智能技术改革市场营销方式，创造新的业态，让传统产业能在新工业革命时代焕发新春。
在“十四五”期间，各个地方应该鼓励支持当地企业努力从这个方向去探索。 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将会迈过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在中低收入阶段的时候，许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规模经济较小，出现许多“一乡一品”“一县一品”“一市一品”，在该乡、县、市里把产业相关的供应链全部集中在一起，形成了非常有效率、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进入“十四五”的高收入阶段，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资本密集型，规模经济大了，很难把一个产业所需的各种部件、设备的生产都集中在一个乡、一个县甚至一个省。针对上述新情况，中央提出了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区域发展战略。在跨地区的产业集群发展中，各个地方要根据当地的禀赋条件发展产业集群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协调区域里其他城市的产业发展，形成一个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
所以在实施“十四五”规划期间，要特别重视区域内各个地区发展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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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经济——挑战、底气与后劲 著者：林毅夫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字数：225千字 版次：2021年4月第1版 印次：202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17-2759-3 定价：6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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